盈丰配资坚定维护全球经贸秩序

　　4月初，美国对外宣布实施所谓“对等关税”计划，挑起全球范围贸易战。这既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更与多边主义背道而驰。贸易战没有赢家，保护主义没有出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澄清中美经贸关系事实，阐明中方对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如何坚定维护全球经贸秩序盈丰配资，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关税是国际贸易的双刃剑

　　关税与国际贸易有何关联？历史上几次关税风波的缘起及结果怎样？

　　郝洁（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贸易和投资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关税是以进出境的货物和物品为课税对象而征收的一种税。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出口货物的发货人和进境物品的所有人，是关税的纳税义务人。按征税对象，分为进口关税、出口关税。按征税方式，分为从价税、从量税、滑准税、复合税、选择税等。按征税性质，分为最惠国税率、协定税率、特惠税率、普通税率、关税配额税率等。

　　关税是国家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边境管控对跨境贸易活动进行调节，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关税是国际贸易政策的核心工具，是各国实施贸易保护或自由贸易政策的直接手段。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包括配额、技术贸易措施等，共同构成贸易政策体系。从全球贸易视角来看，关税可以影响全球资源配置。高关税可能扭曲市场机制，阻碍全球分工；低关税或零关税则会促进贸易自由化，有利于资源跨国流动。

　　关税具有保护本国产业的功能。一国可通过提高进口关税来提升进口商品的成本，削弱其价格竞争力，从而保护本国幼稚产业或关键产业，如加强对农产品、制造业的关税保护。关税还具有平衡贸易收支的作用。提高进口关税可以限制进口，降低出口关税则会鼓励出口，进而可以调节一国的贸易差额，即缓解贸易逆差或扩大顺差。此外，关税可作为政治与外交工具，用于实施贸易制裁，如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等；或用于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如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税减免。

　　关税与贸易顺差及逆差紧密关联。关税具备进出口双向调节机制，通过影响进出口规模直接作用于贸易差额。但过度依赖关税保护，可能导致国内产业竞争力下降，加剧结构性逆差。逆差国可通过提高进口关税减少进口，短期内缩小逆差可能会引发贸易战，长期则会损害本国消费者利益和依赖进口的产业。综合来看，关税与贸易顺差、逆差之间的联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还受到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影响。从短期看，关税是影响贸易平衡的核心机制。一方面，进口关税可提高进口商品价格，短期内将减少进口，产生进口抑制效应。另一方面，对于零部件和原材料等中间品进口加征关税，则会推升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形成出口成本传导。从中长期看，征收高额进口关税可能迫使企业把产能转移到低关税地区，形成产业转移。当前，全球化的产业链已经形成，大幅加征进口关税将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断裂。

　　从历史看，全球发生过两次重大的关税风波。

　　一是1929年至1933年美国大幅提高关税税率。1930年在大萧条背景下美国出台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其平均关税税率提升至53%，创历史高位。但这一政策并未达到保护国内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预期效果。美国此次加征关税引发45个国家报复性加税，国际贸易额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骤降至1933年的242亿美元，国际金融危机加剧，进而导致美国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国内消费者负担加重。此次关税危机促使美国各界反思贸易保护主义的弊端，认识到降低关税、开展互惠贸易才是摆脱经济困境的有效途径。1934年美国《互惠贸易协定法》授权总统以相互削减关税为条件与外国进行关税谈判，标志着美国从保护主义转向自由贸易政策。《互惠贸易协定法》的核心内容是实行最惠国待遇，即美国给予某国的关税优惠自动适用于所有其他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国家。此后美国与27个国家签署了32项互惠贸易协定，到1962年，对外国产品的平均关税从1934年的46%降至12%。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关贸总协定（GATT），进一步巩固了互惠互利的贸易秩序。

　　二是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日美贸易战。日美贸易战的爆发源于两国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及政策导向的深层矛盾。二战后，日本采取“贸易立国”战略，形成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长期处于对日贸易逆差状态。1965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为11亿美元，至1988年升至521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的37%。1968年，美国对日本钢铁加征反倾销税，日本自愿限制出口。1986年美日两国签署《半导体协议》，1987年美国对日本半导体征收100%关税。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升值削弱日本出口优势。日本央行被迫降息刺激内需，导致股市和房地产泡沫膨胀。1991年泡沫破裂后，日本陷入长期通缩，1991年至2011年实际GDP年均增速仅0.9%。从美国方面看，实施汽车配额等措施暂时缓解了底特律的竞争压力，但也削弱了美国企业的创新动力。

　　关税是国际贸易的双刃剑。合理使用关税，可保护产业、调节贸易平衡；过度保护则会引发贸易冲突，损害全球经济。历史上的关税风波反复证明，单边关税措施将导致“双输”，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多边协商形成的关税减让是可持续的共赢路径。当前全球产业链深度融合，关税政策的制定需兼顾短期利益与长期战略，避免重蹈保护主义覆辙。

　　加征所谓“对等关税”损人害己

　　美加征所谓“对等关税”将带来哪些后果？为何说美国消费者将成最大输家？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4月初，美国宣布加征“对等关税”，以基准关税叠加额外关税的组合关税模式进行实施。关税一直被视为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支柱，“对等关税”则是其实施更大范围关税战的新工具，以“对等”之名行“美国优先”之实。此次“对等关税”下，美国关税税率或超20世纪30年代水平盈丰配资，范围与强度远超2018年至2019年水平，将严重破坏全球经贸秩序。

　　所谓“对等关税”是指美国针对其进口商品，按照贸易伙伴对美国出口商品所征收的税率来征收相同税率的关税。从短期看，其目的是缓解经济失衡与贸易逆差压力，保护国内产业。但美国的贸易失衡本质是由其国内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结构所致，政府却将贸易逆差归咎于“不公平贸易”，并试图借助关税政策转移国内矛盾。从长期看，其目的是追求“美国优先”“美国特殊”，是以关税手段颠覆现有国际经贸秩序，将美国利益凌驾于国际社会公利，以牺牲全世界各国的正当利益服务美国的霸权利益。

　　“对等关税”以重点逆差国作为核心加征对象。对重点逆差国以外的国家，关税基准整体调整为10%，对与美国有较大贸易逆差的国家和地区征收额外更高关税。目前，中国是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2024年，美国对全球贸易逆差1.21万亿美元，较2017年增长50%；中美贸易额6883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5247亿美元，进口1637亿美元，贸易差额3610亿美元。特朗普授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实施为期90天的关税暂停期（10%的基准关税仍生效），但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实际累计已达145%，其中部分商品高达245%。

　　美国以各种借口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贸易伙伴滥施关税，不仅严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冲击多边贸易体制，损害相关方的正当合法权益，也无助于解决其国内经济问题，必将遭到反噬、自食恶果。

　　第一，严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经贸秩序。

　　违背最惠国待遇原则。世贸组织要求成员方给予任何一个成员方的优惠，必须自动给予所有其他成员方。而美国实施的“对等关税”计划是根据与不同贸易伙伴的所谓“对等”原则来征收关税，对不同国家实施不同的关税水平。

　　违反关税约束义务。世界贸易组织规定成员方的关税水平应受到约束，不能随意提高。美国实施所谓的“对等关税”计划，大幅提高关税水平，涉嫌违反其在世贸组织中承诺的约束关税义务。

　　完全无视各国发展差异。美国以美方逆差占贸易伙伴对美出口额的比率打对折作为加税依据，这种计算方式缺乏经济合理性，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和针对性，会对正常的贸易往来造成严重干扰。美国强制要求各国关税水平与其一致，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发展中国家享有差别待遇的原则。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存在差异，统一关税水平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美国未经授权擅自加税，这种单边制裁行为破坏了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给全球经济秩序稳定带来冲击。

　　第二，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威胁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受损。各国企业被迫调整全球布局，增加了产业链断链风险。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可能会选择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其他国家，对全球产业链稳定造成威胁。

　　全球贸易成本大幅上升。加税导致原材料和中间品价格上涨，抬高了制造业和消费端成本。这使得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消费者也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商品。

　　贸易区域化特征愈加明显。为应对美国单边关税政策，世界各国寻求新的多元化贸易伙伴，欧盟、印度等主要经济体转向区域贸易协定。然而，这可能导致全球贸易体系区域化特征更为显著。

　　第三，将给美国经济带来多重负面影响，美国消费者将成为最大输家。

　　百姓生活成本增加。关税政策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进口商会将部分税收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使得从食品、服装、汽车、家电到汽油、杂货等绝大多数商品价格都将上涨，增加了百姓生活成本。自“对等关税”实施以来，美国消费者涌向中国电商平台寻求源头好货。数据显示，中国跨境电商敦煌网下载量暴增940%。甚至部分美国消费者尤其是美国游客，选择从中国代购中国制造产品，利用离境退税政策额外享受13%的价格优惠。

　　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单边关税政策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以及物价上涨，将使美国消费者信心持续受挫，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又会导致消费支出减少。加征关税引发的贸易争端和供应链中断将导致美国国内企业裁员，减少就业机会，使其国内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纽约时报》文章分析，别国针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将影响美国近800万人就业。

　　经济衰退风险加大。据预测，对于美国“对等关税”计划，如果其他国家不采取反制措施，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下降0.6%；如果其他国家反制，将下降1%，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涨幅将扩大至2.1%。不仅经济衰退风险上升、通胀压力加剧，而且陷入“滞胀”的概率正在加大。

　　中国反制展现强大战略定力

　　中国为什么要反制？如何化危为机？在坚持多边主义、凝聚共识方面意义何在？

　　高凌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近期，美国以“对等”名义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从34%增至145%，像数字游戏一样不断升级，甚至个别商品已达245%，远超经济合理范畴，完全破坏了基于国际分工的正常贸易往来，导致中国对美出口成本激增，企业利润空间压缩。美国所谓“对等关税”单方面否定多边谈判成果，将关税作为地缘政治工具，本质是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系统性破坏，严重影响了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转和中国产业链的全球布局。4月10日，中国代表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上强调，中国采取反制措施不仅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更是为了遏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泛滥，捍卫国际规则和公平正义。

　　自美国政府宣布实施“对等关税”计划迄今，只有中国正式宣布并实施了同等强度的反制措施，包括分阶段对美国不同商品加征不同税率、出口管制、将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和不可靠实体清单、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等。与此同时，中国也明确表示，对话大门始终敞开。这“有理、有力、有节”的回应，既符合国内民众对捍卫国家利益的期待，也通过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应对挑战的能力。中国机电、纺织、医药等六大商会集体发声反对美国加征关税，强调反制措施的必要性，并呼吁企业调整策略、开拓多元市场。行业的共识表明国内经济主体对国家政策的支持，增强了反制的社会基础。

　　还要看到，中国的反制措施可能会带来一些挑战。例如，中国出口美国的间接贸易链条面临被动调整；短期输入性通胀压力可能上升，增加消费者和生产者负担；长期供应链外迁风险加大，进一步推升全球生产成本和不确定性等。但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展示坚定立场和反制能力，才能促使美方回到谈判桌前。中国的反制措施重击美国关键领域，如对钐、钆、铽等7类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直接威胁美国高科技和军工产业供应链稳定。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标普500指数在中国反制措施出台当日分别暴跌5.50%、5.82%、5.97%，10年期美债也遭到抛售，收益率持续攀升。

　　中国的反制措施绝非简单的“以牙还牙”，而是维护国家主权与经济安全，捍卫多边贸易规则，以斗争促合作，凝聚国内外共识，展现了平衡反制与开放谈判的战略定力。同时，中国反制措施在因势利导驱动创新、国产替代强化根基以及坚持多边主义、凝聚共识方面的意义更为深远。

　　一是倒逼技术创新。中国的反制措施客观上会形成外部压力，迫使企业突破技术瓶颈、提升核心竞争力。长期来看，这种“倒逼效应”将增强中国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促使产业从低端代工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二是加速进口替代。中国的反制措施会促使国内市场转向本土供应链，加速关键领域的进口替代。同时，能极大增强国内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效应，不仅会降低外部供应链中断风险，还会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进一步巩固中国经济韧性。

　　三是扩容内需市场。美国加征关税会促使中国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以更大力度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做强国内大循环。内需扩容不仅能消化对美出口的缺口、为企业提供转型空间缓解外部冲击，还能不断强化内外经济的平衡能力。

　　四是拓展国际市场。美国加征关税客观上推动中国加速开拓新兴市场，构建更均衡的全球贸易网络，降低对单一市场的风险敞口。这种布局分散了地缘政治风险，增强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枢纽地位。

　　五是凝聚多边共识。美国试图通过“对等关税”重塑由其主导的贸易体系，差异化税率设计暗含分化发展中国家的意图。中国在反制的过程中，始终以多边规则为框架，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以精准措施避免冲突泛化。另外，联合瑞士、新加坡等41个经济体，共同发布“多边贸易体制之友”倡议，提高政策可预期性。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等机制弥补全球治理短板。这都为处在动荡中的世界经济注入显著稳定性。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盈丰配资，为有效对冲美国加征关税和中国反制的负面冲击，一方面，需深化市场多元化战略，联合欧盟、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抵制保护主义，维护自由贸易体系。拓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分散对美依赖。强化财税金融支持与产业升级，通过提高出口退税、设立专项纾困基金等，帮扶受冲击企业。另一方面，优化供应链布局，调整采购来源，规避关税壁垒。加大研发投入，开发高技术含量产品，增强关税分担议价能力。灵活调整产品结构，适应不同市场定价策略，实现风险对冲与全球布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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